“我们不在孩子身边,文化程度也不高,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,怕她有心理问题,走上歪路。”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,每年回家一两次,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,他总是有些担心。
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。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?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?近日,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“关注乡村家庭教育,赋能乡村振兴”家庭教育论坛上,高校专家、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。
乡村家庭教育——
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
“当前,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、最脆弱的一环。”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,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、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“三重弱化”。
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,在教育素养、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,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。从教育参与、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,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、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,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。
“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,如今,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。
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,截至“十三五”期末,我国共有643.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,96%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,2020年,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.93亿人,约占总人口的35%。
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,也从侧面反映了“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、较长时间存在”。郑新蓉认为,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、发展压力,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。因此,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,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。“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,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”郑新蓉说。
家校合作之困——
学校和家长难以“双向奔赴”
“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,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,很少主动与学校、教师沟通。”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,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,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,10%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、二年级,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。
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,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,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,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、家庭合作不够理想,学校作用发挥有限。
“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,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。因此,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、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。”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。
在调查中,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。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,留守儿童占比53.03%,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.77%,父母离异的占比5.43%,智力、听力、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.29%。
雷万鹏发现,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,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、接受意愿更低,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。
雷万鹏也注意到,这些年,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,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、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,“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,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”。
协同参与——
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
“在实践中,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‘传统农村’或‘弱势人群’的定位,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。”郑新蓉认为,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,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,即家庭、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。她表示,从这个角度看,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,“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”。
郑新蓉表示,要使全社会认识到,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,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。她建议,可以依托教育、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,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,通过政府介入,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,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。
今天,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,还可以发生在学校、社区甚至互联网上。郑新蓉发现,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,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,还重视通过微信、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。
“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,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,每个人都是行动者。”比如,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,雷万鹏建议,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,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、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。此外,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,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。